1英镑最高时等于多少人民币光大宏观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个方面亮点值得关注-财经官方网站首页-

第一，稳定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第二，对平台经济展示出积极呵护态度。第三，将地产定位至防范化解风险

　　事件：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核心观点：

　　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推动经济整体好转。从方法上，扩大内需与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形成发展合力，我们认为有五个方面亮点值得关注：

　　第一，稳定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疫情发生以来，居民消费预期疲弱，阻碍经济循环发展、削弱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恢复和扩大消费，是当前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提振发展信心的关键所在。明年在防疫政策优化、促消费政策加码的背景下，消费增速有望得到较大提升。结构上，家电、家具、建材、汽车等可选消费，养老、餐饮、住宿、娱乐等服务消费均有望受益。

　　第二，对平台经济展示出积极呵护态度。此次会议对“平台经济”相关表述，释放出较大积极信号。一方面，平台企业监管正式迈入“常态化、日常化”阶段，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认可平台企业在引发展、稳就业的关键作用，未来或成为吸纳就业、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第三，将地产定位至防范化解风险层面。会议对地产问题的定调已经上升至“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层面，供给端“保优质主体”思路不变，将继续纾困开发商资金链；需求端政策空间也被进一步打开，数据不稳，政策不息。

　　第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政策方向将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主线，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稳固基本盘、培育新优势。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领域，是重点发力方向。

　　第五，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国企改革也将开启新征程。一方面，国企要“练好内功”，真正按照市场化运营，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市场体制机制、行业产业结构、主体持续发展能力所体现的鲜明中国元素、发展阶段特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逆周期政策适时配合，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完成经济增速5%目标。

　　明年两会大概率会提出经济增速目标。兼顾稳定就业、社会预期等多方面因素，我们认为这一目标落于5%左右。为此，广义财政继续扩张，货币政策精准有效：

　　（一）财政加力提效，中央政府政策空间打开，地方债务掣肘加杠杆。一方面，“财政加力提效”意味着基调持续积极，赤字率或有所上调；另一方面，“财政可持续、债务风险可控”，意味着地方政府加杠杆空间有限，新增债务规模难以大幅上行，将依赖于特别国债、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可选项，补充基建资金。

　　（二）货币政策稳健偏松，政策利率仍有下调空间。在美联储加息走向尾声、美国经济渐趋衰退的背景下，外部压力渐趋缓和，内部增长仍需货币政策护航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有望维持稳健偏松，总量政策相机发力，调降存款准备金率不可或缺，结构政策精准有力，政策性金融继续弥补财政资金缺口。

　　风险提示：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全球疫情反复。

　　一、战略全局出发，提振信心入手

　　事件：

　　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核心要点梳理：

　　二、供给需求齐发力，形成发展合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努力实现明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兼顾了稳定就业、社会预期、潜在经济增速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我们预计2023年“潜在目标”会设定在“5%左右”。相比于疫后三年（2020年至2022年）年均4.5%的经济增速，可以称之为较高水平目标增速。

　　较高目标增速，是“稳增长”的必然要求，也是“稳就业”的应有之意。一则，疫后经济长期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下运行，尤其是服务业存在较大的产出缺口，随防疫政策优化调整，经济存在向上修复空间。二则，会议强调，要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2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已经颇为严峻，2023年面临更大挑战。据教育部，2023届高校毕业生超1100万人，加上2022年尚未落实去向的毕业生，同时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可能达到1400万。

　　疫情以来的三年，在党中央着力稳就业的举措下，经济增速虽然承压，但每年就业任务均超额完成，且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增强，每一个点GDP增长拉动新增城镇就业273万人，高于疫情前204万的均值水平（2016年至2019年）。假设2023年，经济吸纳就业能力与疫后三年持平，则5%的GDP增速可以拉动实现新增就业1366万人，在吸纳202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同时，也可以基本化解2022年未落实就业压力。从稳定就业和社会大局的角度出发，更高水平经济目标的设定也是应有之意。

　　而为了实现更高水平经济增速目标，则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形成合力，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

　　2.1 扩大内需与优化供给有机结合，形成合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进一步部署落实。

　　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正在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2015年，在产能严重过剩带来行业持续亏损的背景下，为了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运而生。经过多年的供给侧调整，经济发展重新“轻装上阵”的同时，也对总需求产生了一定挤压。2020年以来，政策层更加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二十大报告和《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再次确认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有机结合，可以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两者之间平衡是相对的，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应对外部冲击、稳定经济运行的有效途径，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社会总需求可以分为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内需，以及由外贸构成的外需，在外需面临较强下行压力的时期，内需就要迎难而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驱动外需急剧收缩，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政策重心转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冲击外需，政策层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出台以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为主的一揽子计划，稳定了市场预期，使经济迅速触底反弹。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政策层再次提出“要围绕扩大内需深化改革，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当前，全球仍未走出新冠疫情冲击，叠加地缘政治形势的持续扰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通胀水平居高不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幅调整宏观政策，全球需求可能进一步明显收缩。同时，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区域布局正在发生广泛深刻调整，部分外部势力试图通过脱钩断链、打压企业等方式极限施压，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内、外部环境对于从供需两端发力，既扩大有效需求，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诉求明显提升。在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激发潜在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同时，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推动供需良性互动，争取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有机结合，首先，要有效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并发挥消费的牵引作用；其次，着力扩大制造业投资，通过技术革新、优化供给结构，创造新的需求；最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投资，通过补短板、促创新，发挥改善民生、促进消费的作用。

　　第一，有效促进消费增长，最根本的是保障居民收入和就业。随着经济持续发展，我国社会矛盾中“不平衡和不充分”特征愈加突出，相比于欧美国家，我国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劳动报酬在我国国民收入占比较低。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持续发酵，再次加剧了居民收入与财产差距，成为限制消费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完善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化居民消费的基础，应是未来改革的重点方向。

　　第二，为了顺应新型工业化发展、促进消费升级的需求，制造业投资是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其对于优化供给结构、培育市场环境发挥关键性作用。制造业投资方面，传统行业的技改投资和先进制造业投资两手抓。一方面，加大对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的投资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业发展自主可控。另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顺应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通过财政金融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加大技改投资。

　　第三，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要进一步补足短板，对于提高供给质量、培育消费场景、缩小城乡区域差距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步入补齐短板、提升功能、优化服务和融合发展并重的发展阶段，未来需要重点发挥对改善民生、促进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支撑作用。2022年4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了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为如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指出了五大方向，具体包括：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这五大领域既着眼于当前基建的薄弱环节，也满足立足长远、适度超前、注重效益的原则。

　　2.2财政加力提效，中央政府杠杆空间打开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持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一方面，“加力提效”的提法与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一致。从2019年两会发布的财政预算报告来看，赤字率由2.6%提升至2.8%，新增专项债规模也较上年增加8000亿。在当前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重提财政“加力提效”，意味着2023年财政基调持续积极，赤字率或有所上调。另一方面，财政重申“可持续、债务风险可控”，意味着地方政府加杠杆空间有限，新增债务规模难以大幅上行。

　　接下来，我们从财政基调、地方债务风险与发力强度三方面对明年财政的定调进行讨论。

　　第一，从财政基调来看，财政重申“加力提效”，意味着基调持续积极，政策发力空间打开，2023年赤字率或被上调。

　　财政“加力提效”的表述首次出现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则是继续重申。从2019年财政预算报告中可以看出，“加力提效”的含义有两点，包括适度上调赤字率、适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2019年当年赤字率从2.6%上调至2.8%，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从1.35万亿上调至2.15万亿。

　　此外，回溯2013-2022年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财政基调中强调“大力”、“加力”等词往往与赤字率上调相对应。而财政基调中强调“可持续”、“债务监管”等词往往与赤字率下调相对应。

　　映射到2023年，考虑到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我们预计赤字率或上调至3.0%左右，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层面，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则受到债务压力的掣肘难以大幅上行。

　　第二，从地方债务来讲，“财政可持续、债务风险可控”，意味着地方政府加杠杆空间有限，新增债务规模难以大幅上行。

　　与2018年底的会议相比，此次会议对财政的提法总基调基本一致，但在“地方债务”表述上有较大区别。2018年底会议中，除了财政“加力提效”，还提到“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而今年的会议中，则提到“保障地方债务风险可控”，延续了2021年与2022年的表述，意味着2023年地方政府加杠杆空间有限，新增债务规模难以大幅上行，预计略低于2022年。

　　2020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快速积累，不断接近国际债务警戒线标准。2017年至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一般稳定在90%以下，2020年债务余额快速上升，地方政府债务率升至93.6%，2021年，新增专项债继续维持高位，地方政府债务率达116%。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在100%到120%之间，2022年在3.65万亿新增专项债基础上，还追加使用了5000多亿结存限额，这将推动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率或突破120%的债务警戒线，未来地方政府加杠杆空间有限。

　　此外，与近些年政府债务规模攀升相对应的是，地方政府偿债利息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偿债压力加大。财政部数据显示，近些年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和利息快速增长，2021年偿还本金约26685亿元，偿还利息9280亿元。

　　2022年1-9月，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21062亿元，其中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本金17720亿元、安排财政资金等偿还本金3342亿元。2022年1-9月，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8743亿元，债务付息的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达到5.04%，相比2021年的4.58%提升0.46个百分点。

　　因此，在地方债务扩张约束下，预计2023年地方加杠杆空间有限，主要靠中央来加杠杆，我们预计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略低于2022年。

　　第三，从发力方向来看，面向企业端的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有所收窄，居民端以及扩大内需方面的支出或成发力重心。

　　供给侧来看，一则，大规模存量留抵退税在2022年基本完成，2023年增量退税空间有限。二则，疫情以来，相关部门已发布多轮企业端的减税降费举措，企业每百元营收中的费用持续下降。从宏观税负角度来看，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近年来我国宏观税负已处于偏低水平。

　　需求侧来看，预计着力扩大内需，是2023年经济的重点工作，财政也将从这一领域着手，着力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力促内需有效改善。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2.3货币政策稳健偏松，政策利率仍有下调空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力度”。

　　面对疫情散发和房地产链条收缩的双重扰动，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持续加力，助力经济和融资企稳。2022年以来，疫情多点散发的频率和影响深度显著增大，并且房地产链条的收缩态势愈发严峻，经济增长面临着更大的放缓压力，多个月份的新增融资显著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明显加大，先后两次调降政策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多次引导LPR报价利率下行，并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超过1.1万亿元，新增科技创新、交通物流、普惠养老和设备更新等多项再贷款，投放了超过6000亿元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并多次召开全国商业银行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谈会，对冲经济增长放缓和新增融资疲弱压力。

　　展望明年，外部压力渐趋缓和，内部增长仍需货币政策护航，货币政策总基调有望维持稳健偏松。虽然2022年国内经济增长面临的扰动明显增强，但是由于美欧等经济体货币政策陆续转向，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均面临较强的外部压力，货币政策在“以内为主”的同时也要“兼顾内外均衡”，发力空间受到明显约束。考虑到美国通胀已经回到下行通道之中，并且经济增长面临较强的下行压力，美联储加息周期有望逐步进入尾声，后续随着美联储加息路径的明朗，全球流动性收紧带来的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压力有望逐渐缓和，货币政策可以更加聚焦国内增长和通胀等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进一步打开。

　　同时，会议提出“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虽然相关提法经常出现在重要政策表述中，但却是首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的通稿之中。今年以来，伴随着实体部门预期转弱和风险偏好的显著收缩，企业和居民部门主动加杠杆意愿持续低迷，为了提振实体部门的加杠杆意愿，广义货币供应增速持续处于较高水平，M2增速自2016年3月以来再次超过社融增速，并显著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广义货币供应持续偏离名义经济增速高增，隐含着宏观风险水平的上行。因而，我们预计，明年M2增速将会明显回落至9.0%左右，疫情以来的4年（2020年至2023年）复合增速约为10.0%，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总量政策相机抉择，政策利率仍存在下调的可能性，存款准备金率和LPR报价利率大概率继续下行，本土疫情大规模反复和房地产链条形势边际走弱是潜在触发因素。明年的国内基本面环境决定了宏观政策的核心诉求在于稳增长，而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中扮演着两方面的角色，一是，推动新增融资维持在合理区间；二是，为社会融资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环境。

　　第一，宽信用仍然需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继续下行，LPR报价利率仍有下行空间。一方面，通过4000余家A股上市公司投资回报率与贷款利率的对比来看，截至2022年三季度，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回报率与贷款利率之差仍在持续收窄。相较于投资回报率而言，融资成本仍然过高。另一方面，面对疫情持续反复和部分区域楼盘停工等因素的冲击，居民部门的购房意愿显著下降，2021年11月以来，居民部门净融资连续13个月呈现收缩态势。在此背景下，住房按揭贷款和消费信贷利率的降低，不仅有利于缓解居民部门的存量债务压力，也有利于刺激居民部门的杠杆扩张意愿。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关键在于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债成本，或者压缩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商业银行利润端进一步压缩的空间已经较为有限，但拨备覆盖率仍有下行空间。调降政策利率或者引导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继续下行，是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债成本的重要方式。

　　政策利率的调降需要把握好内外平衡，疫情大规模反复和房地产链条形势边际走弱是潜在触发因素。在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政策利率是最为强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是在经济具有明显放缓或者过热压力时，才会使用的政策工具。考虑到目前的国内经济仍处于温和复苏的趋势之中，调降政策利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不高。但在疫情防控逐步走向科学精准模式的转变之下，国内疫情仍存在大规模反复的可能性，届时疫情对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冲击可能再度反弹，调降政策利率的紧迫性或将显现。

　　第二，明年财政政策发力空间有望进一步打开，货币政策需要为财政发力创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调降存款准备金率不可或缺。在稳增长的核心宏观政策诉求下，明年财政政策有望进一步提升逆周期调节力度。考虑到在今年财政发力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往年财政结余资金和国有企业结存利润，明年财政面临的收支矛盾和资金紧缺情况可能会更为严重。因而，宽财政的增量资金可能会明显依赖于杠杆扩张，包括上调赤字率和增加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额度等方式。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需要为财政融资创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调降存款准备金率等释放中长期资金的政策可能难以缺席。

　　存款准备金率再次调降的时间窗口，可能会在2023年二季度初。从流动性缺口来看，明年政府债券发行大概率仍将明显前置，但考虑到12月5日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调降25个基点，一季度的流动性形势大概率将维持合理充裕。在“两会”确定赤字和专项债券新增额度后，4月开始政府债券融资规模有望再度冲高，叠加4月是传统缴税大月，也将对流动性形势产生明显扰动。因而，2023年4月，存款准备金率有望再度调降。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力度”。2022年1月至11月，人民银行通过新设立或者增加额度的方式，投放再贷款额度超过6400亿元，对科技创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设备等新改造等国民经济的重点领域，以及普惠养老、小微企业和房地产等薄弱环节进行了重点支持。展望2023年，货币政策有望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新设立或者增加相关再贷款额度，继续对国民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行定向支持。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政策性金融要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先后通过调增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设立6000亿元以上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重启抵押补充贷款等方式，为政策性银行补充长期资金来源，用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以及提供配套贷款。展望2023年，在财政收支矛盾和资金紧缺更为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政策性金融有望继续发力，成为弥补财政资金缺口的重要准财政力量，对有效投资形成定向支撑。

　　三、扩大内需：消费、平台经济、地产

　　3.1 消费：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摆在优先位置

　　恢复和扩大消费，被摆在明年经济工作的优先位置，是重中之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在以往会议中，消费的篇幅都比较少，更多强调的是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而将投资摆在关键作用。本次会议则是将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优先项，足以看出其紧迫性和必要性。

　　恢复和扩大消费，不仅是短期内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提振市场信心的关键，也是中长期内改善需求结构、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基础。

　　一方面，新冠疫情对国内经济造成非对称性影响，带来发展不平衡问题。不仅体现在消费持续弱于生产和投资，阻碍了经济循环发展，也削弱了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消费内部分化明显，必选增速维持高增速，而可选消费表现疲弱，服务消费较疫情前仍有较大缺口。

　　另一方面，受疫情反复、地产疲弱、就业形势严峻等因素影响，居民收入预期不稳、资产负债表受损，普遍出现信心不足、预期转弱的情况，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储蓄存款高增。此时针对性地提出扩大内需，有助于解决居民消费倾向趋势性下行的风险。

　　当前，随着国内防疫政策的持续优化，消除了人员流动限制，消费场景缺失对消费的压制将最先解除。明年一季度随着疫情高峰结束，二季度消费将逐步复苏，此前受压制的服务消费将出现较快修复。

　　但如何扩大消费，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增强消费信心、挖掘消费潜力。因此，本次会议也提出具体举措：

　　一方面，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今年三季度，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修复至疫情前的7成。所谓的多渠道，我们理解的是，一是通过稳就业，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扶持，提高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二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三是，通过降低税费、低息贷款等方式，提高以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经营净收入。

　　另一方面，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这三类分别映射当前房地产存量时代、能源转型、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蕴含的消费潜力。预计将通过发放消费券、定向补贴、低息贷款等方式，鼓励居民释放相关的消费需求。

　　因此，总体而言，明年在防疫政策优化、促消费政策加码的背景下，消费增速有望得到较大提升。结构上，家电、家具、建材、汽车等可选消费，养老、餐饮、住宿、娱乐等服务消费均有望受益。

　　3.2 平台经济：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大显身手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勇于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此次会议对“平台经济”的相关表述，释放较大积极信号。一方面，平台企业监管正式迈入“常态化、日常化”阶段，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认可平台企业在引发展、稳就业中的关键作用，未来或成为吸纳就业、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意味着平台企业的监管正式迈入“常态化、日常化”阶段，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

　　一则，今年以来，针对部分平台企业的整顿基本完成，平台企业的监管正式迈入“常态化、日常化”阶段。7月2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处人民币80.26亿元罚款；8月19日，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局长孙蔚敏在中宣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指导督促滴滴公司做好整改工作，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二则，近期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已取得关键进展，包含大量平台企业的中概股退市风险或进一步消除。12月15日，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发布正式声明称，历史上首次获得对中国公司进行全面检查和调查的权利；12月16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中美审计监管合作进展情况答记者问，表示“欢迎美国监管机构基于监管专业考虑重新作出的认定，期待与美国监管机构一道，在总结前期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今后年度审计监管合作”。

　　“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意味着平台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将进一步凸显，未来或成为解决就业问题、产业链升级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抓手。

　　一则，平台经济、数字经济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年均增速显著高于同期GDP平均增速，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39.8%，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稳固。12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表示，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在扩大有效投资、增加有效供给、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作用巨大。

　　二则，平台企业吸纳的就业规模十分可观，在稳就业中具有关键作用。疫情以来，受经济和就业形势影响，工作任务进一步转向远程居家办公和线上服务，在线注册的平台从业者数量进一步增加，成为缓解失业压力的一个有效途径。2022年1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5月，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提出，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稳就业作用。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2020年我国有平台企业员工631万人，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8400万人，较上一年增加600万人。以网约车司机为例，近年来我国网约车司机公司经营许可量逐月上升，网约车驾驶员证从2020年10月的254.5万本快速增长至2022年10月的488.8万本。再如餐饮配送人员，2018年我国仅有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从业人员12.5万人，截至2022年6月份，仅美团注册的骑手就有470万人。

　　三则，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推动我国产业链升级改造，从而参与国际竞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数字中国”，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是推动我国产业链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产业链数字化改造，充分发挥数字企业、平台企业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

　　3.3 房地产：化解风险紧迫性进一步提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同时要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对于房地产的论述，放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中。这表明当前对于房地产问题的定调，已经不在于经济层面，而是涉及到“重大风险”。因此政策端进一步发力，化解风险的紧迫性也在提升。会议提出两方面指引：

　　第一，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保优质主体”的调控思路不变。三季度以来，随地产景气度持续低迷，监管层扶持地产思路从“保项目”过渡到“保优质主体”，并且从“三支箭”、“金融16条”、“银行保函置换预售监管资金”等方面持续发力，纾困开发商资金链条，稳定更大范围主体信心。

　　第二，需求端政策空间将被进一步打开，各地推进因城施策，数据不稳，政策不息。

　　当前地产所遇到的困境，是供需两端的连环问题，是在城镇化后期地产行业景气度中枢长期下行的大周期中，嵌套了短期经济冲击和表外融资监管带来的下滑小周期。因此，供给端政策虽然已经企稳，但房地产销售端仍然疲弱，需要各地因城施策，进一步发力。

　　会议强调，要“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尤其将“住房改善”纳入到稳定和扩大消费的首选中。从11月以来，地方政府进入新一轮调控政策周期，例如杭州、成都等高能级城市调整限购，作为楼市限购政策最严城市之一，北京市近日释放出政策调整的信号，通州区台湖、马驹桥地区将不再执行通州的“双限”政策，释放积极风向标意义。数据不稳，政策不息，在“防范化解风险”这一大定调下，需求端政策空间也被进一步打开。

　　四、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

　　4.1产业政策：发展与安全并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发展与安全并举”这一主基调，是我国在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时的必然选择。在新一轮产业浪潮已至，疫情对产业链冲击仍在，全球产业链本土化加快，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不确定性冲击下，统筹发展与安全，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获取高质量发展果实的必要保障，更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为“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服务，其最终目标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目标，而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进一步明确了发力方向和实现方式，决心更坚定、思想更统一。传统产业要兼顾经济“压舱石”和双碳“排头兵”作用，在维持经济稳定和绿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狠抓”一词，则进一步阐明了实现传统产业转型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动力。新兴产业则要继续发挥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引领作用，革故鼎新，砥砺前行。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都将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稳固基本盘，培育新优势。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必须共同发力，方能“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一方面，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时不我待，中央和区域政府必须同时发挥战略超前引领和提供基础设施保障的作用，才能使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赢得发展主动权。因此，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要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布局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进一步深化了政府在科技和产业发展中的引导和支持作用，重点在于“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

　　另一方面，人才培育和企业创新，仍然是实现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以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动力，而人才与企业作用的发挥，需要高效有力的产业生态体系支持。因此，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确“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能力，加快引进高端人才”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这一表述既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的深刻诠释，也是充分发挥政策引领和市场配置作用的应有之义。

　　从明年重点任务来看，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展望明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战略指引和明确要求下，产业和科技政策将进一步扎实落地，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深入推进，新兴产业高端化、集群化加速发展。在新型举国体制和“专精特新”企业双轮驱动下，“卡脖子”环节有望被加快突破，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稳固，经济发展新动能将不断涌现，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逐步完善一同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而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与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产业新浪潮息息相关的领域，将成为产业和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

　　4.2 国企改革：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坚持分类改革方向，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

　　2022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2020年6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指出国企改革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2022年国企三年改革进入收官之年，据国务院国资委，截至2022年9月初，各中央企业和各地改革工作台账完成率均已超过98%。

　　进入“十四五”，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面临新使命新任务，国企改革也将迈入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新要求，也即发挥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承担起新型举国创新的新任务，在关键技术创新领域、关键供应链产业链、关键资源能源品供给等方面，发挥保障兜底作用，释放带头引领效应。考虑到我国经济依然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国内实体经济信心和预期容易受到各种超预期外部因素的冲击，国有企业更要担负起稳定经济整体大局的“压舱石”效用。

　　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国企改革也将开启新征程。会议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正如11月21日证监会易会满主席强调，一方面，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要“练好内功”，加强专业化战略性整合，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我们的市场体制机制、行业产业结构、主体持续发展能力所体现的鲜明中国元素、发展阶段特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促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发挥。

　　五、对外开放：引进来，走出去，步履不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要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要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

　　今年以来，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今年以来，我国在多双边贸易合作、提升利用外资水平等多个方面，以广交会、进博会等为平台，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要素流通。今年10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目录增加条目数为近年来最多，积极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和中西部、东北地区。

　　对于明年的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做部署，尤其强调“引进来”的重要性。

　　一方面，从“引进来”的角度，继续从扩大市场准入、保障外资权益、提供便利等方面，吸引和利用外资。一是，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2022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优化投资环境，扩大外商投资流入，加强投资服务，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引导投资方向，提升外商投资质量。今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前10个月引资10898.6亿元，同比增长14.4%。二是，会议要求，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

　　会议再次提到，“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并强调，“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外商投资法实施两年多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知识产权保护仍是重点难点。据在华外国商会的调查显示，仍有近半数企业感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特别是知识产权维权过程劳神费力、效果不佳。本次会议强调加大对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有助于增强外资招引竞争力，进一步稳定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另一方面，从“走出去”的角度，提出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新冠肺炎、俄乌危机、极端天气等超预期事件频发，催化世界格局重构。欧美深陷系统性危机，为维护自身产业优势和霸权地位，加速对外转移矛盾、推动“逆全球化”。在此背景下，我们要继续保持“走出去”的势头，继续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以制度型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同时，继续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同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在逆全球化的寒潮中，以和平发展的共识争取更多盟友。

　　六、风险提示

　　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全球疫情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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