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英镑等于多少人民币汇率是多少光大宏观：本轮扩大内需战略与历史几轮有何不同？-财经官方网站首页-

历史上扩大内需战略曾在1998、2008、2015年重点提及，本轮扩大内需战略推出时的宏观环境与此前几轮的有较大相似性

　　事件：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12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

　　核心观点：

　　规划纲要以及实施方案的出炉，标志着扩大内需战略正式进入政策落实与实施阶段。历史上扩大内需战略曾在1998、2008、2015年重点提及，本轮扩大内需战略推出时的宏观环境与此前几轮的有较大相似性，即外需下行压力加大，但也有明显战略部署差异，即强调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第一，规划纲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外部来看，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回归保守主义，全球化进程普遍放缓，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博弈不断加深，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

　　内部来看，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未来消费、投资发展潜力仍然巨大。扩大内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更高效率促进经济循环的关键支撑。

　　第二，为何在这个时点推出规划纲要？

　　从政策出台的节奏来看，党的十九大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扩大内需作出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再次明确战略的顶层指引，此次出台规划纲要以及实施方案则是标志着扩大内需战略正式进入政策落实与实施阶段。

　　从内部经济环境来看，2022年下半年以来，需求恢复持续疲弱成为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防疫政策持续优化，也为内需修复提供了环境基础。从外部经济环境来看，海外通胀高位运行，2023年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升温，全球总需求下降或持续拖累国内出口，亟待内需接力。

　　第三，本轮扩大内需战略与历史上的几轮有何区别？

　　历史上扩大内需战略曾在1998、2008、2015年重点提及，本轮扩大内需战略推出时的宏观环境与此前几轮的有较大相似性，即外需下行压力加大，但也有明显战略部署差异，即强调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就是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四，本轮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抓手在哪些领域？

　　本次规划纲要的要点，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强化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以及提高供给质量，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消费层面，未来消费扩容的核心或在于服务、新型和绿色低碳消费。亮点包括：通用航空消费、普惠托育、冰雪运动、自动驾驶、无人配送、充电桩建设、耐用消费品绿色更新、支持居民住房合理自住需求、家庭装修、免税、国际消费中心。

　　投资方面，未来稳投资主要以技术改造和新基建为核心。亮点包括：制造业用地用能要素保障、农村电网、冷链物流、新型电力系统、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等。

　　供给与安全方面，一是发展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产品适应新需求，二是着力保障粮食、能源资源供应安全，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亮点包括：引导产业链上下游联合攻关核心技术、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采领域、积极开展现有矿山深部及外围找矿，加强与周边国家供应链合作等。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超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本轮扩大内需战略与历史几轮有何不同？

　　事件：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后文简称“规划纲要”）；12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后文简称“实施方案”）。此次出台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按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投资再生产的扩大内需全链条，从消费、投资、协调发展、供给质量、流通体系、改革开放、共同富裕、安全保障等八个方面作出部署，实施方案则进一步细化了这八个方面的具体任务。

　　核心观点：

　　本次规划纲要的要点，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强化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以及提高供给质量，提升安全保障能力。消费层面，未来消费扩容的核心或在于服务、新型和绿色低碳消费；投资方面，未来稳投资主要以技术改造和新基建为核心；供给与安全方面，一是发展新产业新产品适应新需求，二是着力保障粮食、能源资源供应安全，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1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解读这份规划纲要文件，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外部环境来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国际形势加速演变，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增长不平衡不确定性增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自身的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

　　一则，当前全球经济正从超全球化到慢全球化，全球化进程普遍放缓。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前后的全球产业链整合热潮，被称为超全球化。这一时期，欧美发达国家开始放松市场管制，鼓励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深度参与国际贸易，大量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促进了全球生产链的形成和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逐步从超全球化时代步入慢全球化时代。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总需求增速放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跨境资本流动缩水，全球产业链扩张步伐呈现阶段性收缩。

　　2020年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化经济下供应链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产业链分工方式和收益分配的内在风险，全球产业链加速收缩，强化全球化放缓趋势。受疫情冲击，许多国家出于安全和竞争的考虑，将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来替代产业链的全球化。表现为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加速下降、全球价值链长度不断缩短。

　　二则，国际政治经济回归保守主义，供应链重点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疫情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去工业化”政策，确保关键产品在国内生产。2022年2月，白宫公布拜登政府促进供应链韧性制度化的进程报告《2022年振兴美国制造业和确保关键供应链安全计划》，为关键出口项目提供融资，进一步简化“购买美国货”采购程序。

　　同年2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综合推进法》，保障供应链韧性在新法案中占据一半内容。同样，2022年2月，韩国政府将半导体、电池、造船、钢铁等12个领域的产业技术认定为“国家核心技术”，并构建相应的技术人员数据库，监管其出境活动；2021年5月，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工业战略，旨在减少关键材料和产品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三则，近年来，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博弈强度不断加深，美国意图创造“排中”供应链新环境。一方面，依托于技术霸权地位，美国不断在与第三方贸易协定中设置限制性条款，寻求与盟友组建“小圈子”，与中国剥离。2022年以来，美国民主党所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构想，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供应链安全和核心技术管控。印太经济框架包括协调出口管制，以“限制向中国出口‘敏感’产品”，意图在核心领域上加大对中国的封锁，实现“去中国化”。在推动与华“脱钩”的同时，美国与欧洲等其他国家则建立了更为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

　　另一方面，三季度以来，美国加速对华芯片产业管制政策的出台，进一步限制其从外国供应商处获取任何美国技术的能力。7月28日，《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过国会审议；8月1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临时规则，将四类芯片和航空发动机相关物项列入出口管制清单；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最新管控措施——《商务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物品实施新的出口管制》。12月15日，美国商务部决定将包括长江存储、寒武纪(行情688256,诊股)、上海微电子等在内的36家中国实体加入实体清单。

　　内部环境来看，扩大内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更高效率促进经济循环的关键支撑。扩大内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我国形成国内大市场、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之策。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正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未来消费、投资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一方面，扩大内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从海外发达国家发展情况来看，大国经济具有内需为主导的显著特征。对比中美经济结构来看，内需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具体来看，内需方面，1961-2021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由60.7%升至68.2%，而同期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则由63.8%降至38.5%；而外需方面，1961-2021年，美国商品出口金额占GDP的比重稳定在10%以内，而同期我国出口金额占GDP比重则由3.7%升至2006年的高点35.3%，2021年降至19.1%。

　　另一方面，扩大内需是更高效率促进经济循环的关键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促进国内大循环更为顺畅，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打通经济循环堵点，夯实国内基本盘。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更好依托国内大市场，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更高效率实现内外市场联通。

1.2为何在这个时点推出规划纲要？

　　第一，从政策出台节奏来看，党的十九大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扩大内需作出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再次明确扩大内需战略的顶层指引，此次出台规划纲要以及实施方案则是标志着扩大内需战略正式进入政策落实与实施阶段。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提供了明确政策导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就是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指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的基本实现机制。

　　党的二十大指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此次的规划纲要与实施方案，则从全面促进消费、优化投资结构、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供给质量、健全现代市场和流通体系、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升安全保障能力等八个方面作出详细部署。

　　第二，从内部经济环境来看，2022年下半年以来，需求恢复持续疲弱成为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伴随防疫政策持续优化，为内需修复提供了环境基础。从“三驾马车”的角度看，今年以来，除基建投资需求持续高增外，受疫情扰动，消费需求复苏持续疲弱；投资需求中，地产投资持续为负，制造业投资虽有一定韧性，但是民间投资资本开支扩张动力不足。11月以来，防疫政策持续优化，房地产市场金融支持政策密集出台，为内需巩固和修复提供了环境基础。

　　第三，从外部经济环境来看，海外通胀高位运行，2023年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升温，全球总需求下降或持续拖累国内出口，亟待内需接力。2023年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升温，国际环境形势在某种程度上比2022年初更复杂，全球总需求下降或持续拖累国内出口。根据10月份IMF对全球经济的预测，预计2023年全球GDP同比增长2.7%，相比2022年的3.2%下滑0.5个百分点，其中美国、欧洲2023年的GDP分别较2022年下滑0.6、2.6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今年年底到明年，中国的出口将会明显承压，亟待内需接力托底经济。

3此次战略规划与历史上的几轮有何区别？

　　历史上扩大内需战略曾在1998、2008、2015年重点提及，本轮扩大内需战略推出时的宏观环境与此前几轮的有较大相似性，但也有明显的战略部署差异。

　　第一，宏观环境相似性在于外需下行压力加大、内需成为经济的主要抓手。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冲击，外需急剧收缩，党中央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连续下调基准利率等，稳定了经济增长。

　　2008年，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党中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出台以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为主要内容的一揽子计划，稳定了市场预期，使经济迅速触底反弹（摘自刘鹤副总理2022年11月4日在人民日报的发文）。

　　2015年，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及新旧动力转换阶段，国际经济深度调整、外需疲软，为保持宏观经济增长不失速且在合理区间运行，扩大国内需求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并出台“五大举措”来扩大消费升级需求。包括开展降低进口关税试点、完善大众消费品消费税政策、增设和恢复口岸进境免税店等。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通胀水平居高不下，欧美大幅度加息，国际需求可能进一步波动收缩。此外，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区域布局正在发生广泛深刻调整，能源资源等供应稳定性下降，全球经济原有供需循环受到干扰甚至被阻断。在此背景下，政策多次聚焦扩大内需，从战略部署，到顶层指引，再到实施方案，扩大内需的政策路线进一步清晰。

　　第二，战略部署差异在于本轮政策部署要求推动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优化的有机结合。为此，必须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具体实施中把握好政策导向，真正将二者有机结合。

　　扩大内需，在不同的供求关系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关系存在适配和错配两种情况。在供给和需求适配的情况下，只要市场机制充分有效，需求的扩大就会牵引供给增加，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的供求矛盾通常表现为供给大于需求，或者说有效需求不足，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扩大内需的核心要义是加强需求侧管理；

　　而在供给和需求错配的情况下，即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供求矛盾还会表现为产能过剩和需求过剩并存，此时，供给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扩大内需的核心要义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迅速增加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新供给，解决新供给不足对需求的抑制和需求外流，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看，供给和需求的这种错配，是经济发展进入人均GDP迈入5000-10000美元区间的经济体必然出现的一般现象。我国在2011年迈过人均GDP5000美元门槛后，经过10年的中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但居民消费随收入的增长不断加速升级，导致居民消费结构与传统供给体系出现较大错配，突出表现为因消费升级而无法实现的产能过剩，和因升级了的需求得不到新供给的满足，而出现的消费抑制或流向境外。

　　为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提供了明确政策导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就是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指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的基本实现机制。

4此次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抓手在哪？

　　本次规划纲要的要点，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强化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以及提高供给质量，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第一，纲要提出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未来消费扩容的核心是什么？

　　纲要提到，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持续提升传统消费，积极发展服务消费，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通过观察各类消费的用词，从“持续提升”、“积极发展”、“加快培育”以及“大力倡导”，我们推测，未来消费扩容的核心或在于服务、新型和绿色低碳消费。

　　服务消费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较大扩容空间，主要包括文旅消费（通用航空消费）、养老育幼（普惠托育）、分层医疗（职业健康）、教育服务（职业教育）、体育消费（冰雪运动）、家政服务（家庭管家）等。

　　新型消费方面，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仍有较大潜力亟待释放。主要包括线上线下(行情300959,诊股)融合消费（自动驾驶、无人配送、新零售业态）、“互联网+社会服务”新模式（互联网+医疗健康、在线文娱、便捷化线上办公、无接触交易服务）、共享经济消费新业态（鼓励开放平台资源，充分挖掘闲置存量资源应用潜力）与新个体经济（社交电商、网络直播、短视频创作）。

　　绿色低碳消费方面，消费潜力巨大。主要包括居民耐用消费品绿色更新和品质升级、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加大政府对低碳产品采购力度、推进绿色社区建设。

　　此外，传统消费中，品质升级、出行消费与居住消费也有较大拓展空间。主要涵盖“推进汽车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加强充电桩、换电站、加氢站等配套设施建设”、“支持居民住房合理自住需求”、“促进家庭装修消费，增加智能家电消费”、“促进免税业健康有序发展”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第二，纲要提出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未来稳投资的重点在哪些领域？

　　纲要提到，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努力增加制造业投资，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着力提高投资效率，促进投资规模合理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纲要对投资的发力方向较为明确，制造业投资依然是长期主线，未来的增量主要在关键领域补短板与新型基础建设方面。

　　制造业投资方面，稳住制造业占比、建设制造强国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点。未来制造业投资发力的重点或集中于传统领域优化升级、先进领域扩大投资、技术改造进一步加强以及加强用地用能要素保障等。

　　传统基建投资方面，主要涉及交通、能源、水利、物流、生态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未来的边际增量主要表现为：推进“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设、推动打造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世界级机场群；积极推进配电网改造和农村电网建设，提升向边远地区输配电能力、建设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推进堤防加固、河道治理、控制性工程、蓄滞洪区等建设；加快建设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提高城乡冷链设施网络覆盖水平等。

　　新型基础设施方面，主要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与创新基础设施。未来的边际增量体现为：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布局建设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广泛、深度应用；推动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传统基建深度融合；适度超前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长期来看，投资依然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加快推进制造产业升级、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未来稳投资的重点。

　　第三，纲要提出提高供给质量，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增强内需发展动力

　　纲要提到，供给侧有效畅通可以打通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满足现有需求并进一步引领创造新需求。通过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强化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同时要把安全发展贯穿扩大内需工作各领域和全过程，夯实内需发展基础。

　　提高供给质量，一方面加快发展新产业新产品，另一方面促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新产业新产品包括：聚焦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基础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引导产业链上下游联合攻关；在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发展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包括：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智能化；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支持引导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依托资源要素禀赋，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基础上承接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发展服务型制造，鼓励制造业企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拓展增值服务空间。

　　提升安全保障能力，一方面着力提升粮食、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等领域供应保障能力；另一方面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断提高应对突发应急事件能力。

　　粮食、能源资源方面，核心在于资源保护和加强供应保障。包括：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采领域；积极开展现有矿山深部及外围找矿，延长矿山服务年限。

　　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制造业补链强链，拓展对外供应链合作是未来主旋律。包括：巩固拓展与周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聚焦保障煤电油气运安全稳定运行，强化关键仪器设备、关键基础软件、大型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和工业控制系统、重要零部件的稳定供应，保证核心系统运行安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产业链安全，实现极端情况下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大的影响。

　　此外，规划纲要还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健全现代市场和流通体系、深化改革开放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出发，对发展内心潜力作出了详细部署。

　　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释放内需潜能、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一是完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依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提高通勤圈协同发展水平，培育发展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二是积极推动农村现代化，健全农产品流通网络，加强农村商贸体系建设，丰富乡村经济形态。

　　高效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把生产和消费有机联系起来，一方面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另一方面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更高水平开放，能够为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提供强大动力。一是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二是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健全投资项目融资机制；三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提升利用外资水平。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一是持续优化初次分配格局，提升就业质量增加劳动者劳动收入，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二是逐步健全再分配机制，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由制度全覆盖到法定人群全覆盖，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三是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壮大志愿者队伍，搭建更多志愿服务平台，全面提升志愿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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